安岳石刻臥佛位于資陽市安岳縣八廟鄉臥佛溝內，中國是石窟寺最我國現存最大的唐代臥佛，臥佛上方的后的輝煌釋迦說法圖造像主次鮮明，栩栩如生。中國四川境內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眾多，石窟寺最內容題材獨具本地特色，后的輝煌在中國石窟史上占據極其重要的中國地位。

引子：四川、石窟寺最四川人和四川文化遺產

在秦王朝將四川地區納入版圖以前，后的輝煌這里存在著蜀和巴兩個古老的中國王國，蜀控制著盆地西部的石窟寺最平原地區，巴則占據著盆地東部的后的輝煌嶺谷地區。據史學家研究，中國四川盆地內自夏代后，石窟寺最一直是后的輝煌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國控制的區域，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古蜀文化系統——即使不計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寶墩文化，也先后經歷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宮文化(即巴蜀文化)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連續、穩定且持久。正由于四川盆地文化傳統的高度穩定，使得秦滅巴蜀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這一地區的文化仍然以其確定的方向和慣性繼續保持。

蜀既是一個古國的稱號，同時也是一個古代族群的稱號，該王國盡管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數個王朝，但“蜀”這一稱號卻貫穿始終。正因如此，“蜀”這個名稱給后來四川的人們以極深的印象。之后在四川割據的地方政權，如劉備建立的蜀漢，王建建立的前蜀、孟之祥建立的后蜀，每每沿用“蜀”這一古老稱謂。

在秦王朝的直接統治下，四川與王朝中心的聯系加強。秦王朝又通過原先蜀國的中心成都，將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傳播到整個四川及周圍地區。在秦朝覆滅后的楚漢戰爭中，四川是漢王朝建立的后方基礎和依托，成都作為西南地區最大的城市，地位日漸重要。至西漢中后期，四川已是全國最富庶的區域之一。正如嚴耕望所說：“史公《貨殖列傳》述巴蜀物產之饒，但尚未稱成都為‘一都之會’，《鹽鐵論》亦未列入‘天下名都’。至西漢末年，蜀郡已為全國人口稠密地區之一，成都一縣著籍民戶七萬六千余，僅次于長安；加以工商發達，已得與洛陽、邯鄲、臨淄、宛并列為天下五都，為當時長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以成都為中心的四川地區，其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到漢景帝時期，廬江人文翁擔任四川長官，創辦學校，開全國風氣之先，齊魯儒家學說從而風行四川，徹底改變了古蜀傳統。《漢書· 循吏列傳》說：“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今天，我們在分布廣泛的漢代崖墓、雕刻精美的漢代石闕、特色鮮明的漢墓裝飾(畫像磚和畫像石)以及造型生動的隨葬陶俑等遺存中，都能領略到大漢時期四川獨有的區域文化特色和藝術價值。

四川是容易使人產生神秘感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三具凸目尖耳大銅面像，其原貌就是人首鳥身的大神。在三星堆人的宗教觀念中，太陽神是天上的神祇，地上有主管人間的神祇，在天神與地神之間，可能還有一位掌管云雨水氣的神祇。三星堆三具人首鳥身的神祇，很可能與后來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有著某種源流關系。道家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宇宙最本源的東西，被老子歸結抽象的“道”，并比喻為形象的“水”，有了水，才會有天地。也許正因四川盆地有著這樣深厚古老的宗教氛圍，這里才成為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地域之一。

當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后，佛也被作為道教的仙佛之一而得以采用。在彭山縣東漢崖墓中，在漢墓出土的銅制搖錢樹上，我們都能看到早期佛像的身影。但直到南朝劉宋時期，受當時南北方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影響，四川才出現了較成熟的佛教與道教造像，這種造像形式和風格以該區域的首府成都為中心迅速蔓延開來。

作為宗教造像的重要類別之一，石窟寺觀及摩崖造像需要有適合的山體崖面、強烈的宗教驅動、流行的開窟造像風氣和穩定的社會經濟為基礎，而諸多條件蜀地兼備。四川盆地中廣泛分布著石質細膩的山體，自東漢以來，就有開鑿崖洞作為墓葬的傳統。四川佛教在漢晉時已有傳布，南北朝時期更成為一種普遍信仰，當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的佛教造像風氣傳入四川以后，佛教徒以及稍后的道教徒就紛紛在山間崖壁開鑿窟龕，建立石窟寺觀。從安史之亂開始，尤其是黃巢攻克長安之后，一直到北宋前期，中原凋敝，四川卻政治平穩，經濟發展，西京長安甚至東京洛陽的著名僧侶、文人和佛道教徒翻越秦嶺巴山來到了四川盆地，依托此地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傳統，將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藝術推至發展的高峰。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為全國佛教及其藝術的中心，影響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詔大理。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觀在全國分布最密集，摩崖造像在全國數量最多，宗教類型和題材內容廣泛多樣，并且在中國北方地區石窟造像之風普遍衰落以后延續發展并達到高潮。廣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都在中國佛教史和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于唐代直至南宋，蜀地長期承平，加上宋朝重文輕武風氣的影響，四川官民對于戰爭已經全然失去了防范意識，軍事防御形同虛設。當蒙古大軍南下，大部分四川州縣迅速為蒙軍攻占。元朝平定四川后，富庶的川西平原板蕩灰燼，首府成都已為廢墟。先前唐宋的流風余韻，余息奄奄，但還尚有幾分精神。

最大的劫難開始于明末清初，半個世紀的戰火紛飛，讓四川的社會經濟體系被徹底摧毀。四川固有的傳統文化已經基本中斷。延續了千年的成都文翁石室，在戰火中失去了蹤跡，這是四川秦漢以來文化傳統中斷的一個標志。

所幸，今人還能在博物館、在深藏于巴蜀山嶺間的石窟寺觀、在山野田間的某一院墻間，感受曾經的蜀風漢韻、唐宋遺音，在無數自然災害、人間戰爭和文化革命之后余生的這些豐富的文物和遺跡，讓四川成為當之無愧的文物大省，它們對華夏文明的意義深遠而重大。在經濟飛速發展、收藏持續升溫的現實中，如何更好地認識、保護和珍惜這些祖先留下來的財富，是考古工作者和公眾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至于四川的另一半——包裹著四川盆地西半部的川西北高原，給居于盆地內的人們無數想象。傳說最早統一中國中心地區的創始人夏啟及其父大禹就生于川西北山區，岷山之下還有大禹出生地“石紐村”、“刳兒坪”等圣跡(西漢楊雄《蜀王本紀》)，以至秦漢時期被流放四川的人們，都要美化自己是“追隨大禹的足跡”。早在史前時期，進入成都平原的古蜀人，也認為自己的祖先或祖先神蠶叢居住在“岷山石室”。他們想象在這終年積雪的高山上，一定居住著比大禹、蠶叢更偉大的神祇。這個大神先是被想象成具有幾分自然神色彩的太陽落山后所棲息的巨大神樹(三星堆的大銅神樹可能就是這種觀念下的創造)，以后又被想象成老虎形狀的“開明獸”和“西王母”，最后演變成坐在龍虎座上、擁有長生不死藥的美女形象“西王母”。顧頡剛等學者歸納中國遠古神話有兩大系統：以西方高山為背景的昆侖神話和以東方大海為背景的蓬萊神話，而壯麗的昆侖神話便是四川先民對中國文化的另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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